在COVID-19疫情期间，一些患者最终经历医疗化死亡，重症监护室中的临终患者很少有机会跟家人交流。
技术和医学的进步助长了科学可以战胜死亡的想法，加强了对医学干预措施的过度依赖，并进一步疏远了社区。
当前社会以避免死亡为先，而非减少不必要的痛苦，这意味着全球有太多患者在痛苦中死去。
报告提出了关于死亡和临终的新愿景，在提供医疗和社会照护服务的同时提高社区参与度，并增强对丧亲亲属的支持。
报告还呼吁提高对死亡的认识，并解决贯穿一生直至死亡过程中持续存在的普遍不平等问题
报告呼吁重新平衡公众对死亡和临终的态度，摒弃狭隘的医疗方法，转向富有同情心的社区模式，即社区和家庭与医疗和社会照护服务机构合作，为临终者提供照护。
报告汇集了卫生和社会保健、社会科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神学、社区工作等领域的专家，以及患者和社区活动人士，分析世界各地如何看待死亡和临终照护，并为政策制定者、政府、民间组织以及卫生和社会保健系统提供建议。
报告的联合主席、英国圣克里斯托弗临终照护院（St Christopher’s Hospice）和伦敦大学学院（UCL）的姑息医学顾问和荣誉高级临床讲师Dr Libby Sallnow提出：“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很多人最终在接受医疗措施后死亡。除了医院和重症监护病房中戴着防护面罩的医务人员之外，患者往往孤身一人，只能通过数字化方式而非面对面的方式与家人交流。在过去的60年间，人们的死亡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偶尔得到医疗支持的家庭事件演变为有限家庭支持的医学事件。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我们应如何照护临终者、我们对死亡的期望，以及重新平衡我们与死亡的关系所需的社会变革。”[1]
报告主要关注自个体被诊断患有生命有限的疾病或损伤到其死亡，以及亲属遭受丧亲之痛而影响生活的这个时间段。这里不包括猝死或暴力性死亡、儿童死亡或不公正所致的死亡。
死亡和临终已变得过度医疗化，多有避讳和恐惧
在过去的60年间，临终已从家庭和社区环境转变为卫生系统主要关注的问题。例如，在英国，需要临终关怀的人中只有五分之一在家，而另有大约半数在医院（见表2）。
全球预期寿命已从2000年的66.8岁稳步上升至2019年的73.4岁。然而，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健康状况不佳的时间在逐渐增加，健康寿命损失年从2000年的8.6年增加至2019年的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