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争论源起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发表的《赵燕菁：债务是经济重启的关键》，文章认为当下可以通过债务扩张来重启经济。
西京研究院院长赵建发表多篇文章反驳“债务重启经济论”，反对滥发债务。其中《赵建：中国不能再吸食债务鸦片，要重新激活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一文认为“债务超出信用和资产的约束，就会成为一种‘鸦片’”。中银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撰文《徐高：将债务比作鸦片错得离谱》，质疑“债务鸦片论”，反对“债务妖魔化”。
由于上述债务话题隔空辩论受到关注，2月19日晚间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在线上主持了一场如何看待中国债务问题的辩论，赵建和徐高线上首次展开辩论，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讨论，引起几万人围观。
尽管上述多方探讨债务涉及内容较多，但最为核心的问题，都聚焦到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聚集在隐性债务风险，而经过多年强监管，隐性债务增长势头得以遏制。
不过，在去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大降，税收也受到明显冲击，综合财力受到影响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受到更多关注。中央也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一大要点，而关键在于隐性债务风险化解上。
西京研究院院长赵建做客《钛牛了，股市！》时表示，地方债问题是一个财税问题、也是中央和地方治理的机制问题。特别是在过去的疫情三年的影响下，叠加从 2021 年下半年开始，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政府性基金出现断崖式下滑，现在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非常大，某些局部地区的地方债、地方财政面临非常大的困境。
土地财政之后靠什么？靠什么来创造信用，创造货币？这不仅是当务之急，还是一个长期的深层次问题。今天人口负增长本身就让房地产难以维系，过去几年的房地产去库存靠棚改货币化，现在卖地只能左手土地招拍挂，右手让城投买，城投的钱只能向地方银行贷款，这是一种割据的信用内循环系统。同时退休人员、机关闲散人员等需要社会抚养的人群也越来越多，赤字压力愈演愈烈。防疫战的财政支出方又主要是地方政府，三年来几乎用尽了家底。那么接下来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债务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复苏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我们通常说的“灰犀牛”。即使重新让地方政府恢复正常发债，也很难有大的作为，因为其近百万亿元（加隐性债务）的存量负债，光利息和每年还款额都在吞噬大部分财政收入，如何能有新增量来重启经济。即使有，现在形势下还有什么样的好项目能匹配新增的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