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青壮派经济学家中，姚洋是最活跃的学者之一。从互联网到课堂，他频有“惊人之语”。
或者嘲笑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伯南克，将金融危机原因怪罪于中国储蓄过多是“地主家的儿子理论”；又或者挑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忽视了资本和其他要素也能创造价值；又或者在疫情三年里，长期呼吁政府发钱给消费者，以此作为主要扩内需手段以刺激经济。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学圈，这样的声音并不多。
2022年12月3日，姚洋等六位经济学家发起《关于放开经济活动的建议》，共提出了7条关键建议。不知是否巧合，没过多久，疫情防控的新十条发布，中国经济的一系列顶层意见出台。14日，作为中长期任务的《扩大内需战略纲要》发布，15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着力扩大内需又成为2023年经济工作五大任务之首。六位经济学家的多条意见被包含其中。
在防控政策放开、中国经济即将迎来新开局之时，如何理解中央高层的战略选择？中国将如何应对疫情和重振经济的双重挑战？扩大内需什么办法更有效？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科技封锁？观察者网近日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
扩大内需要跟共同富裕战略对接
观察者网：12月初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2012年，中国曾经把扩大内需作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在这之前，1990年代末，扩大内需的讨论也非常多。相比较之下，目前中国提出扩大内需的背景，以及扩大内需战略的意义有何不同？
姚洋：把扩大内需规划作为一个长期战略，说明了大家意识到扩内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未来中长期时间内的重要引擎。
规划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提出了消费和投资规模再上台阶，建立完整内需体系等目标，也提出了很多扩大内需的办法，特别是有关提升教育服务质量中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多样化教育的说法，是对前一段走过头的教育培训行业政策的一次修正。
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我觉得这很重要，说明我们意识到教育领域存在很大的消费需求，单一的公办教育是没法满足老百姓对教育行业日益增长的需求。
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所以教育支出是一项很大的消费支出。中国服务贸易常年都是赤字状态，服务贸易里头最大项恐怕就是教育，因为我们购买了大量国外的教育服务。可见高质量的教育在中国还是稀缺资源。
说实在的，国外的教育水平也参差不齐。这就给了国内的民办教育很大的发展空间，就是要想怎么鼓励他们发展起来，做优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