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田进?过年前后，和过往数十年一样，高菊几乎每天都不能休息。
炸扣肉、熏腊肉、采购果蔬……年前两周，每天早晨7点多，高菊就开始了一天的行程。下午17:00点结束一天忙碌后，在邻居家或在自家火炕旁，边吃晚饭边与邻里来一场围炉夜话，聊着村里过去一年的新鲜事、今日果蔬采购价等，直到困意袭来，才各自散去。
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年三十那一顿五个人的团圆饭。
2022年12月底，50岁的高菊和丈夫决定提前告别工作了14年的浙江温州，新的一年也将在家附近谋一份新工作。她说，多个因素促成了这样的决定——父亲因为摔伤行动不方便，需要人照顾；儿子24岁，需要开始为他谋划相亲事宜；老家湖南吉首市的工资也能达到了3000元/月。
2022年7月20日，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及，2022年以来，受到疫情散发、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因素影响，城市部分行业特别是接触性服务业用工需求下降，一些农民工返乡就业。
一些更年轻的农民工正在谋划着留在家乡。
2022年8月，25岁的陈林在父母的几番催促下，最终从广东东莞返回了湖南吉首老家，开始了相亲之旅。16岁初三毕业后，田庆就被父母带着前往广东开始了打工生涯。在当地农村地区的传统观念里，辍学的男生24岁之后就该成家立业，不能再一直飘着。
2023年，为了心目中更加安定的生活，这两代农民工注定将改变维持数年的生活轨迹。
寻找落脚点
“你还会种水稻吗？”
面对这个提问，高菊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点头说：“肯定的，这门手艺做了都快三十年了，什么时候该育苗、怎么插秧都还记得，但身体估计受不了那种苦了。弯腰插秧、收割时的闷热、扛谷子的累，你们这辈人肯定体会不到，年轻时我们都要用背篓背100多斤的谷子走山路半个小时。”
2008年，为了更高的收入，高菊与丈夫将家中10岁的独子交予父母，在同村人的介绍下，开始了浙江打工生活。一开始，工厂每个月工资1500元—2000元，就已经远高于种庄稼的收入。
高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那时大米不到2元/斤，五亩稻田的产量除去自家吃的，售卖能挣个5000元左右。种西瓜、冬瓜、白菜等果蔬，等到秋冬季上市的时候，总共只能挣不到1万元，这还是赶上一年收成比较好时才能有的结果。日子也就这样紧巴巴地度过了人生的前36年。
上世纪80年代末，大量农民工就摆脱土地的束缚，涌入城镇，而这也符合经济原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近60%，那时农村承载约80%的人口。此后，贡献比逐渐滑落，2021年，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已经下降到7%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