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以来中国人口的首次负增长，在预期中到来。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减少85万人。这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将此归因于出生人口减少，再加上人口老龄化。
康义指出，新出生人口在减少，与生育意愿下降、婚育时间推迟等有关系，也与育龄妇女人口的减少有关系，这些因素导致了新出生人口减少。
在动辄全民焦虑的时代，生育焦虑一直居高不下。全民焦虑背后是国内社会的高度内卷，这种内卷往往和经济背景息息相关。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高速增长的时代，步步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时至今日，生还是不生，这件“小事”一天天变大。高质量背后高标准，弥漫在全社会的生育焦虑，并非只因生育而起。
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尽量合理分配。因此从纵向看，影响生育选择的，是更加实际的生育成本、生育顾虑和生育环境。从横向看，它串联了生育、养育、教育等一系列客观题，又映照了经济发展、社会变迁、观念迭代等主观题。
中国生育率下降的更大挑战，是从“0”到“1”的生育率加速下跌。一些城市青年更加关注自我实现，对婚姻冷漠，甚至懒得恋爱，在包容进步的都市环境中，他们不再被社会的约定俗成所束缚。在人生选择中，结婚生子是选择之一，而非必经之路。
即便选择生育，养育问题同样重要。物质是重要的，陪伴也是重要的。孩子、房子、车子是有形的，而精力、体力、智力的投入又是无形的。
在竞争更激烈的教育领域，“鸡娃”遍地，学区房抢手，面对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且分配不均，家长们试图用尽己所能的确定性，减少孩子成才路上的不确定性。
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下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但中度老龄化重压之下的生育率持续下降，则必须引起警惕，否则我们的未来只能负重前行。
正如新生命的降生不仅有着欢愉和满足，也伴随着啼哭和痛苦。作出生育选择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一连串“配套”使人安心。
求解新生人口下降的问题，是求解生育、养育、教育的综合题。要在每一个层面做短期应对，又要在长远布局上下足功夫，拿出真金白银的物质激励是诚意，抛出科学长效的制度设计是保障。
解除顾虑，才有可能解决实际问题。现阶段，为年轻父母提供更专业更实际的保障，为新生儿提供更友好的社会环境，落实职场妈妈的福利，针对多子女家庭的税收优惠，全社会对多育优育人群的福利倾斜都“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