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21年北京跨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之后，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数字也已逼近中度老龄化的标准线。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在介绍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时透露，2022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800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9.8%。这意味着，距离我国整体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仅差0.2个百分点。
同日，在北京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间隙，多位人大代表接受了北京商报记者的采访，面对难以逆转的老龄化趋势、面对庞大的养老托老市场需求，中国社会尤其是高质量发展中的北京，该如何筹谋与应对，他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应对老龄化的窗口期
也是政策储备期
中度老龄化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高龄化的风险。市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黄石松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详细介绍说，“十四五”时期，北京市老年人口仍将以60-69岁低龄段为绝大多数(占55%以上)，但“十四五”后(特别是2030年以后)，由于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出生高峰形成的人口队列进入高龄期(80岁及以上)，2035年前北京市高龄人口将突破100万人。而到2040年，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出生高峰形成的人口队列进入高龄期，高龄人口将在2045年前达到峰值。
“高龄往往伴随着健康状况的衰退，对照护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十四五’时期是北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窗口期，也是政策储备期。”黄石松说道。
市人大代表、首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院长刘均娥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一方面，老年人到了养老和就医阶段后，包括身体衰弱、机能障碍、失能失智等问题的解决应对、居家安宁疗护以及后续的临终关怀等需求如何得到满足非常重要。另一方面，目前医联体、分级诊疗以及双向转诊等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捋顺，要让绿色通道“绿且畅通”。
人口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
实现良性互动
黄石松坦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老龄化本身，更源于目前的经济社会安排无法满足老龄社会的发展需求。
“当前人口方面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人口总量控制，而是人口结构优化。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防止人口增长速度反弹，也要防止人口过快负增长，保持人口总量在合理区间。”黄石松称，如何实现解决老龄问题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有机统一，关键在于人口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之间能否实现良性互动。
在他看来，当下发展数字经济和高精尖产业的形势，对劳动力结构形成了倒逼机制。与此同时，少子老龄化、家庭核心化、高龄化带来的养老服务需求也逐步由隐性转为显性，对生活照料类服务业、康复护理等用工市场产生了明显的刚性需求，而这种“人对人”的服务是很难用机器和技术完全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