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学者熊月之谈上海开埠之初的难事、趣事与意外事

城市史学者熊月之谈上海开埠之初的难事、趣事与意外事

熊月之讲述上海开埠指出的故事。 羊国荣 摄

  中新网上海6月12日电 (记者 陈静)1843年,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自此,上海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最大的都市,成为举世闻名的多功能中心城市。

  今年正值上海开埠180周年。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江南书院院长熊月之12日对记者表示,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以前,本身就存在对外通商的实际需求;五口通商之初,上海行政地位,远不如广州、福州那么高,但上海地方官考虑问题更接地气、更接商气。“这也是上海开埠以后华洋关系、官商关系相对和谐的原因所在。”这位学者指出。

  记者当日获悉,由教育部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筹)、上海江南书院等共同主办“上海开埠180周年——《讲好上海故事》”系列活动,希望展现上海最鲜明的品格:开放、创新、包容,以提升城市软实力。《讲好上海故事》系列活动第一讲在张江科学城党群服务中心开讲,熊月之讲述了“上海开埠初期的难事、趣事与意外事”。

  熊月之表示,1843年以后到1864年的二十来年间,上海实际上有过两次开放:第一次开放,即开埠通商,设立租界;第二次开放,即1853年以后租界向华人开放,华洋混处。第一次开放,决定了上海与外部世界特别是欧美世界的联系,第二次开放,决定了上海城市内部的结构,奠定了上海在整个中国的特别地位。

  这位学者指出,前一次开放,上海地方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平实地履行国际条约,通过华洋分处、分设海关、划定租界、避免冲突等方式,平缓地度过了因开埠带来的冲击,在被动中有主动,营造了较为宽松的营商环境,也顺应了江南地区投身国际贸易的内在需求。当租界成为华洋混处的共同空间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作用的结果导致中外利益共同体的形成。熊月之认为:“这是寓居在上海的外国人,与寓居在上海的江南人,讲究实际的智慧结晶。这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也可以说,这是当时寓居在上海的中外商人的智慧结晶。”

  1853年,上海对英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超过广州,跃居全国第一。到19世纪50年代末期,在中外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方面,上海在“五口”中已处于遥遥领先位置。五口通商,为何上海独盛?对此,多年研究城市历史的熊月之认为,综合而言,这与地方民情风俗、文化传统,地方官处理事务的眼光与能力,都有关系。就营商环境而言,上海最为卓越。上海开埠以后,外商很快就来到上海,并自行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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